刘世锦等专家解读“十四五”时期的结构性改革——基金小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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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世锦等专家解读“十四五”时期的结构性改革

刘世锦等专家解读“十四五”时期的结构性改革

小镇资讯
2021-03-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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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23日,由中信出版集团、博智宏观论坛、北京基金小镇联合主办《读懂“十四五”》专题研讨会,邀请“十四五”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领衔多位各领域专家,深入分析“十四五”规划和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背景、挑战和机遇,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,并对不同领域的改革提出建议。


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发展
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国际社会作出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郑重承诺;于2020年12月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具体目标。本次研讨会第一环节以“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发展”为主题。

刘世锦“十四五”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
刘世锦发表了以《碳中和目标推动下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》为题的主题演讲。刘世锦认为,30·60目标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,在双重约束下,中国只有选择采取低碳或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,同时实现高生产率,力争减碳和增长双赢。另外,我们作为一个较快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国家,除了碳之外,在环境方面还需要关注其他问题,特别是其他污染物排放的问题。经济增长、生态修复、碳排放、污染防治这四件事要协同推进。同时刘世锦也做出了大的判断,实现30·60目标有可能推动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结构、产业结构、生活方式、发展方式、发展理念最重要的变革,或者是推动一场技术、产业和发展方式的伟大革命。

张永生 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
张永生在题为《碳中和:开启新的发展时代》的发言表示,碳中和不是一道“选择题”,而是如何实现碳中和的“应用题”。碳中和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一个传统发展模式的落幕,一个新的绿色发展时代的正式开启。我们要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,在新发展阶段、新发展理念、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理解中国碳中和战略,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,碳中和会开启中国下一个40年的发展奇迹,后新冠时代也会重构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经济发展体系。

张晓晶 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,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
张晓晶从经济学进行了分析。他认为,碳达峰、碳中和将会重构世界的财富结构。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路径是要降低绿色溢价,推动整个社会更多地使用低碳、零碳的能源和技术。同时他也提出中国遇到的挑战其实比其他国家都要更加严峻。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,产业结构要更好的转向服务业,另外城镇化还有一定空间,能源消耗各个方面还没有达到国际平均水平。中国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,应该能够想办法,压力越大,我们可能会找到更好的办法。
十四五时期的结构性改革

“十三五”之初,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。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蔓延,世界经济复苏乏力,全球贸易低迷,保护主义上升。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,经过多年快速发展,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日渐凸显,经济发展面临“四降一升”,即经济增速下降、工业品价格下降、实体企业盈利下降、财政收入下降、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。本次会议第二环节以“十四五时期的结构性改革”为主题。

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,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

黄益平就金融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。他认为,经济模式转型就需要金融模式转型,金融不能像过去支持粗放型的发展,需要更多更好地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动。另外,更要加强监管,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。关于金融监管改革,黄益平提出了4点建议。第一是明确监管部门的工作目标,第二是保障公平竞争、保护消费者利益、维持金融稳定,第三是要适当地制定问责机制,第四是加强经费、编制和人员能力的培养。

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
张文魁指出,在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中,我国应该吸取一些曾处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经验教训,通过深度改革开放,把建设一个较高生产率的非资源性实体经济部门作为工作重点,力争在2035 年之前,迈入以人均GNI(国民总收入)衡量的高收入国家的安全区。

张 斌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
张斌在演讲中提到,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,第一是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,二、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;第二是政府服务以及社区、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偏低,金融、保险、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;第三是官方口径下的私人消费占比过低,投资占比过高,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。这些差异很可能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最突出的结构性短板。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,政府职能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,把工作重心从项目建设逐步转向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。实现“从发展到服务”的政府职能改革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,只有社会各界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进行有效监督和问责,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激励机制;只有广泛、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,经专家科学论证,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信息和技术保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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